
人在历史转折处,往往看不出转折的模样。1934年的毛主席,正处在这样一段晦暗不明的隧道里。那一年,他四十二岁(虚岁),已过不惑之年,可眼前的迷雾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浓重。
年初的瑞金,春天的气息迟迟不来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战事已经打了快半年,红色区域在敌人的堡垒推进下日益缩小。
毛主席此时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,一个看似显赫实则空泛的头衔。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,那个德国顾问李德,说起战术来头头是道,回回都是“短促突击”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。
毛主席在会议上反对过,在报告里批评过,可他的意见被归类为“游击习气”“保守思想”。政治局会议上,他的发言常常被打断,写在纸上的建议也鲜有人传阅。
更现实的问题是,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核心军事会议了,那些决定红军命运的部署,是在他缺席的房间里作出的。
身体也在跟他作对。疟疾反复发作,打摆子的症状让他形容憔悴。在瑞金城外的云石山古寺里,他养病兼“赋闲”,每日能做的不过是读书、看报,偶尔与来访的同志说说话。
寺庙的晨钟暮鼓,敲得人心思恍惚。谁能想到,这个在寺中养病的瘦削男人,七年前还在湘赣边界喊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,三年前还指挥着红一方面军纵横驰骋。历史仿佛在和他开一个残酷的玩笑,把最有实战经验的指挥者,晾在了战场之外。
九月的赣南,暑气未消。战略转移的决策在极小的圈子里酝酿着,毛主席隐约听到了风声,但具体部署无从知晓。
十月十八日傍晚,他随军委纵队离开了生活三年多的瑞金。队伍不是昂扬出征,而是仓促上路。挑夫们扛着印刷机、造币机,甚至还有山炮,这些笨重的家当叮当作响,活脱脱一副搬家的模样。
毛主席被人用担架抬着,疟疾刚有缓解,身体还虚弱。他的行李很简单,主要是几箱书,里头有《共产党宣言》,有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,还有他视作珍宝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转移的最初阶段,他完全在决策圈之外。毛主席发现,指挥者似乎把转移当成了搬家,把打仗当成了护送货物的差事。八万余人从中央苏区撤出,带着庞大的辎重,行动迟缓如蜗牛。
蒋介石的部队在前堵后追,红军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渡过湘江时,这种笨拙达到了悲剧的顶点。短短五天,五万将士血染湘江,江水为之赤红。
毛主席不再保持沉默,开始找王稼祥谈话,找张闻天谈话。王稼祥腹部有伤,也躺在担架上,两个担架常常并排而行,这就有了商议事情的机会。
毛主席不用高深的理论,只说眼前的实际:不能再这么走了,再这么走,红军要断送。王稼祥听进去了,张闻天也听进去了。这两个在党内地位很高的人,开始在其他人中间传递意见。
十二月的通道县城,风雨交加。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,讨论进军方向。李德坚持要按原计划北上,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
毛主席第一次被请来参加会议,他扶病出席,声音不大但立场鲜明:不能北上,敌人已经布下口袋,要去贵州。
周恩来表态支持毛主席的意见,这是关键的一票。会议没有完全改变路线,但同意向贵州方向侦查。
这是两年以来,毛主席的军事意见第一次被采纳。走出会场时,夜色已深,寒风凛冽,可他知道,坚冰开始裂了。
黎平会议开得更彻底些。中央政治局在这里明确决定,放弃原定计划,西渡乌江,向遵义进发。
毛主席在会上说得直率:我们要的是生存,不是硬拼。博古还想争辩,可事实摆在面前,红军已经伤不起了。
乌江两岸,山高水急。红军在1935年元旦前后发起强渡,几条竹筏在惊涛骇浪中穿梭,突击队冒着弹雨爬上了对岸。
毛主席随军委纵队过江时,江风如刀,却吹不散他眼里的神采。过江后的猴场,军队再次开会,重申了黎平的决定,并限制了李德的指挥权。
这一系列会议,后人称为“转兵会议”,它们像一级级台阶,把毛主席从边缘重新托回舞台中央。
遵义城在1935年1月7日被攻克。这座黔北重镇,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最大城市。
遵义会议的召开,没有后世想象的那般隆重。1月15日,会议在柏辉章公馆二楼举行,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坐了二十个人。
博古作主报告,强调敌人太强大,失利是客观的。周恩来作副报告,主动承担了责任。张闻天接着发言,他手里拿着提纲,那是和毛主席、王稼祥商议过的,直接批评了错误的军事路线。
轮到毛主席时,他讲了整整一个多小时。他没有念稿,一根接一根地抽烟,把历次反“围剿”的得失讲得清清楚楚,从战术原则到具体部署,哪一次该打,哪一次不该打,哪一次怎么打会更好。
他不用“左倾机会主义”这类大帽子,只谈军事,只谈事实。朱德的表态很干脆:“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,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
三天的会议,气氛越来越明朗。最后,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,进入最高决策层。
会议结束后,红军继续北上。毛主席走出会场时,遵义正值寒冬,天空飘着细雨,可他觉得呼吸从未如此顺畅。
真正的考验随即到来。土城一战,红军遭遇川军劲旅郭勋祺部,战事不利。毛主席连夜召集会议,果断决定撤出战斗,一渡赤水。
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争议,有人觉得刚上台就打了败仗。可毛主席看得远,他不为面子打仗,只为生存和发展。
二渡赤水,回师黔北,打了王家烈一个措手不及,娄山关一战,红军重新夺回了遵义。捷报传来,全军振奋。毛主席登上娄山关,极目远眺,群山苍茫,写下了“雄关漫道真如铁,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词句。
三渡、四渡赤水,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。红军忽南忽北,忽东忽西,在几十万敌军的缝隙中穿梭。薛岳的中央军被拖得晕头转向,川军、黔军、滇军各自为战,谁也不肯为“围剿”红军出死力。
四渡赤水后,红军南渡乌江,直逼贵阳,弄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手忙脚乱,急调滇军“勤王”。红军却虚晃一枪,转向云南,巧渡金沙江,彻底跳出了包围圈。
这一系列神来之笔,让红军官兵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们这才发现,原来仗还可以这么打。不是死打硬拼,不是照搬教条,而是知己知彼,灵活机动。
毛主席的军事才能,在长征途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。他不仅要对付蒋介石的军队,还要团结党内同志,说服不同意见。好在事实胜于雄辩,一个个胜利让质疑声越来越小。张闻天主动提出,让毛主席挂帅。
1935年3月,在贵州鸭溪、苟坝一带,成立了由毛主席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,毛主席的作用更加突出。
翻过雪山,走过草地,冲破天险腊子口,最终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。从最初的八万六千多人,到此时的七千余人,长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可这支队伍,经过千锤百炼,已成为中国革命最精锐的力量。
毛主席也在这一路上,完成了从被冷落到被拥护的转变。这种转变不是职位任命所能概括的,是血与火的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。
历史有时候需要跌到谷底,才能反弹得更坚决。1934年的毛主席,几乎失去了一切:军事指挥权、政治影响力、健康的身体,甚至是同志们的信任。他所坚持的,不过是基于现实的判断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。
他没有怨天尤人,也没有消极等待,而是耐心地做说服工作,用事实说话。那些同样在担架上、在泥泞中思考的同志们,最终选择了他,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雄辩,而是因为他的意见真正符合红军的利益,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存期望。
毛主席此后的事业,如凯歌行进。陕北的十三年,是力量重新积蓄的十三年。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,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。他提出的游击战、运动战,不再是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”,而是指导一个民族抵抗外敌的科学方略。
解放战争时期,他的军事思想更加成熟,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,指挥若定,将战争艺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
回望1934年那个秋天,四十二岁的毛主席在担架上离开瑞金时,没有人能预见此后的历史走向。
低谷中的坚持,往往最考验一个人的成色。他没有放弃思考,没有停止实践,也没有因为被误解而心生怨恨。
这种在逆境中的沉着,让他等来了历史的转机。而一旦转机出现,他便以全部的才智和勇气,把握住每一个机会,把红军带出了死地,也把自己带上了时代的潮头。
历史的辩证法,在这部个人的命运史里体现得格外清晰。有时候,失去正是得到的开始;跌落,是为了更好地跃起。毛主席四十二岁那年的低谷,不是他个人的悲剧,是整个中国革命交的学费。
而那些在血火中学会的教训,最终成就了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,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。
#毛主席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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