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在历史转折处，往往看不出转折的模样。1934年的毛主席，正处在这样一段晦暗不明的隧道里。那一年，他四十二岁（虚岁），已过不惑之年，可眼前的迷雾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浓重。
年初的瑞金，春天的气息迟迟不来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战事已经打了快半年，红色区域在敌人的堡垒推进下日益缩小。
毛主席此时的身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，一个看似显赫实则空泛的头衔。军事指挥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，那个德国顾问李德，说起战术来头头是道，回回都是“短促突击”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。
毛主席在会议上反对过，在报告里批评过，可他的意见被归类为“游击习气”“保守思想”。政治局会议上，他的发言常常被打断，写在纸上的建议也鲜有人传阅。
更现实的问题是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核心军事会议了，那些决定红军命运的部署，是在他缺席的房间里作出的。
身体也在跟他作对。疟疾反复发作，打摆子的症状让他形容憔悴。在瑞金城外的云石山古寺里，他养病兼“赋闲”，每日能做的不过是读书、看报，偶尔与来访的同志说说话。
寺庙的晨钟暮鼓，敲得人心思恍惚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在寺中养病的瘦削男人，七年前还在湘赣边界喊出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，三年前还指挥着红一方面军纵横驰骋。历史仿佛在和他开一个残酷的玩笑，把最有实战经验的指挥者，晾在了战场之外。
九月的赣南，暑气未消。战略转移的决策在极小的圈子里酝酿着，毛主席隐约听到了风声，但具体部署无从知晓。
十月十八日傍晚，他随军委纵队离开了生活三年多的瑞金。队伍不是昂扬出征，而是仓促上路。挑夫们扛着印刷机、造币机，甚至还有山炮，这些笨重的家当叮当作响，活脱脱一副搬家的模样。
毛主席被人用担架抬着，疟疾刚有缓解，身体还虚弱。他的行李很简单，主要是几箱书，里头有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有列宁的《国家与革命》，还有他视作珍宝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转移的最初阶段，他完全在决策圈之外。毛主席发现，指挥者似乎把转移当成了搬家，把打仗当成了护送货物的差事。八万余人从中央苏区撤出，带着庞大的辎重，行动迟缓如蜗牛。
蒋介石的部队在前堵后追，红军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。渡过湘江时，这种笨拙达到了悲剧的顶点。短短五天，五万将士血染湘江，江水为之赤红。
毛主席不再保持沉默，开始找王稼祥谈话，找张闻天谈话。王稼祥腹部有伤，也躺在担架上，两个担架常常并排而行，这就有了商议事情的机会。
毛主席不用高深的理论，只说眼前的实际：不能再这么走了，再这么走，红军要断送。王稼祥听进去了，张闻天也听进去了。这两个在党内地位很高的人，开始在其他人中间传递意见。
十二月的通道县城，风雨交加。中央军委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，讨论进军方向。李德坚持要按原计划北上，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
毛主席第一次被请来参加会议，他扶病出席，声音不大但立场鲜明：不能北上，敌人已经布下口袋，要去贵州。
周恩来表态支持毛主席的意见，这是关键的一票。会议没有完全改变路线，但同意向贵州方向侦查。
这是两年以来，毛主席的军事意见第一次被采纳。走出会场时，夜色已深，寒风凛冽，可他知道，坚冰开始裂了。
黎平会议开得更彻底些。中央政治局在这里明确决定，放弃原定计划，西渡乌江，向遵义进发。
毛主席在会上说得直率：我们要的是生存，不是硬拼。博古还想争辩，可事实摆在面前，红军已经伤不起了。
乌江两岸，山高水急。红军在1935年元旦前后发起强渡，几条竹筏在惊涛骇浪中穿梭，突击队冒着弹雨爬上了对岸。
毛主席随军委纵队过江时，江风如刀，却吹不散他眼里的神采。过江后的猴场，军队再次开会，重申了黎平的决定，并限制了李德的指挥权。
这一系列会议，后人称为“转兵会议”，它们像一级级台阶，把毛主席从边缘重新托回舞台中央。
遵义城在1935年1月7日被攻克。这座黔北重镇，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最大城市。
遵义会议的召开，没有后世想象的那般隆重。1月15日，会议在柏辉章公馆二楼举行，长方形的桌子周围坐了二十个人。
博古作主报告，强调敌人太强大，失利是客观的。周恩来作副报告，主动承担了责任。张闻天接着发言，他手里拿着提纲，那是和毛主席、王稼祥商议过的，直接批评了错误的军事路线。
轮到毛主席时，他讲了整整一个多小时。他没有念稿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把历次反“围剿”的得失讲得清清楚楚，从战术原则到具体部署，哪一次该打，哪一次不该打，哪一次怎么打会更好。
他不用“左倾机会主义”这类大帽子，只谈军事，只谈事实。朱德的表态很干脆：“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，我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。”
三天的会议，气氛越来越明朗。最后，选举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进入最高决策层。
会议结束后，红军继续北上。毛主席走出会场时，遵义正值寒冬，天空飘着细雨，可他觉得呼吸从未如此顺畅。
真正的考验随即到来。土城一战，红军遭遇川军劲旅郭勋祺部，战事不利。毛主席连夜召集会议，果断决定撤出战斗，一渡赤水。
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争议，有人觉得刚上台就打了败仗。可毛主席看得远，他不为面子打仗，只为生存和发展。
二渡赤水，回师黔北，打了王家烈一个措手不及，娄山关一战，红军重新夺回了遵义。捷报传来，全军振奋。毛主席登上娄山关，极目远眺，群山苍茫，写下了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词句。
三渡、四渡赤水，把军事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。红军忽南忽北，忽东忽西，在几十万敌军的缝隙中穿梭。薛岳的中央军被拖得晕头转向，川军、黔军、滇军各自为战，谁也不肯为“围剿”红军出死力。
四渡赤水后，红军南渡乌江，直逼贵阳，弄得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手忙脚乱，急调滇军“勤王”。红军却虚晃一枪，转向云南，巧渡金沙江，彻底跳出了包围圈。
这一系列神来之笔，让红军官兵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他们这才发现，原来仗还可以这么打。不是死打硬拼，不是照搬教条，而是知己知彼，灵活机动。
毛主席的军事才能，在长征途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。他不仅要对付蒋介石的军队，还要团结党内同志，说服不同意见。好在事实胜于雄辩，一个个胜利让质疑声越来越小。张闻天主动提出，让毛主席挂帅。
1935年3月，在贵州鸭溪、苟坝一带，成立了由毛主席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，毛主席的作用更加突出。
翻过雪山，走过草地，冲破天险腊子口，最终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。从最初的八万六千多人，到此时的七千余人，长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可这支队伍，经过千锤百炼，已成为中国革命最精锐的力量。
毛主席也在这一路上，完成了从被冷落到被拥护的转变。这种转变不是职位任命所能概括的，是血与火的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。
历史有时候需要跌到谷底，才能反弹得更坚决。1934年的毛主席，几乎失去了一切：军事指挥权、政治影响力、健康的身体，甚至是同志们的信任。他所坚持的，不过是基于现实的判断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。
他没有怨天尤人，也没有消极等待，而是耐心地做说服工作，用事实说话。那些同样在担架上、在泥泞中思考的同志们，最终选择了他，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雄辩，而是因为他的意见真正符合红军的利益，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存期望。
毛主席此后的事业，如凯歌行进。陕北的十三年，是力量重新积蓄的十三年。毛主席的《论持久战》，预见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。他提出的游击战、运动战，不再是“山沟里的马列主义”，而是指导一个民族抵抗外敌的科学方略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他的军事思想更加成熟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，指挥若定，将战争艺术提升到了新的高度。
回望1934年那个秋天，四十二岁的毛主席在担架上离开瑞金时，没有人能预见此后的历史走向。
低谷中的坚持，往往最考验一个人的成色。他没有放弃思考，没有停止实践，也没有因为被误解而心生怨恨。
这种在逆境中的沉着，让他等来了历史的转机。而一旦转机出现，他便以全部的才智和勇气，把握住每一个机会，把红军带出了死地，也把自己带上了时代的潮头。
历史的辩证法，在这部个人的命运史里体现得格外清晰。有时候，失去正是得到的开始；跌落，是为了更好地跃起。毛主席四十二岁那年的低谷，不是他个人的悲剧，是整个中国革命交的学费。
而那些在血火中学会的教训，最终成就了一支不可战胜的队伍，也成就了一个时代的传奇。
#毛主席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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